有个不大不小的村庄，名叫王家峪。这村子背靠着连绵的青山，村前一条小河常年不涸，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村里几十户人家大多姓王，世代靠着山上的几亩薄田过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槐树似的，平静里带着几分单调。

村里最靠东头的院子里，住着王老汉和他的独子王二。这父子俩的关系，村里人没一个不清楚——就像冬天冻在河里的冰块，硬邦邦的，没一点暖意。

王老汉今年六十出头，背有点驼，脸上刻着一辈子劳作留下的深皱纹，平日里总爱穿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，见人不爱说话，可一说起儿子，眉头能拧成个疙瘩。王二三十来岁，身强力壮，肩膀宽得能扛起半扇猪肉，就是性子直，说话冲，跟他爹在一块儿，三句话不到准得拌嘴。

就说上个月吧，王二媳妇炖了锅排骨，想让老爷子补补身子。王二端着碗给爹送过去，刚进门就喊：“爹，趁热吃，凉了腥气。”王老汉正坐在炕沿上抽旱烟，眼皮都没抬：“搁那儿吧，我不饿。”王二性子急，听这话就不爱听了：“做都做了，您吃口怎么了？整天耷拉着脸，好像谁欠您八吊钱似的。”王老汉“啪”地放下烟杆：“我吃不下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这排骨是你媳妇回娘家带回来的，合着我吃口肉还得看你们脸色？”爷俩你一言我一语吵起来，最后王二气呼呼摔门而去，王老汉在屋里气得直哆嗦，指着门骂了半晌“白眼狼”。

这样的拌嘴三天两头就有一回，村里人见怪不怪，有时碰见了还劝两句：“都是一家人，哪有那么多气可生？”可劝归劝，父子俩的疙瘩是越结越深。

这天晌午，日头正毒，村里的大槐树下聚着一群乘凉的老人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嘴里闲扯着家常。忽然，王老汉的堂兄王老大揣着个烟袋锅子，一脸神秘地凑过来：“跟你们说个新鲜事，老王头要去告他儿子王二了！”

“啥？”有人手里的蒲扇停了，“告自己儿子？为啥呀？”

“还能为啥？说王二忤逆不孝，不养活他。”王老大压低声音，“听说老王头这几天气坏了，昨儿个在地里跟人念叨，说非让王二吃点苦头不可。”

这话像长了翅膀，没半天就传遍了全村。有人站在王老汉这边：“王二也是，年轻力壮的，多敬着点爹咋了？”也有人替王二说话：“他爹那脾气也倔，王二天天地里累死累活，回来还得受气，换谁不烦？”议论归议论，谁也没当真——哪有爹真把儿子告到官府的？

可王老汉是铁了心了。这天后晌，他揣着个布袋子，揣揣不安地往村西头走。村里的人瞧见了，都纳闷：“老王头这是去哪儿？”有人猜：“莫不是真要去写状纸？”

村西头住着个姓赵的老先生，是村里唯一读过几年书的人。据说年轻时在县城的学堂当过先生，后来年纪大了才回了村。赵老先生家里有个小书房，墙上挂着幅褪色的字画，案头摆着笔墨纸砚，村里人有个红白喜事写对联，或是邻里闹纠纷要写个调解书，都来找他。尤其是写状纸，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声——字写得周正，理由说得透彻，据说经他手的状纸，十有八九能赢。

王老汉走到赵老先生家门口，犹豫了半天，才抬手拍了拍那扇斑驳的木门。“谁呀？”屋里传来赵老先生慢悠悠的声音。

“赵先生，是我，王老汉。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赵老先生穿着件干净的长衫，手里端着个茶杯，看见王老汉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：“是老王啊，进来坐。”

王老汉跟着进了书房，一股墨香混着茶叶的清香扑面而来。他没心思打量这些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赵先生，我要告我儿子王二！您得给我写张状纸！”

赵老先生放下茶杯，慢悠悠地坐下，打量着王老汉：“哦？告儿子？这可不是小事。你说说，他怎么不孝了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不把我当爹看！”王老汉越说越气，“我让他给我挑担水，他说没空；我让他买斤肉，他说没钱；那天我感冒了，想让他去请个郎中，他倒好，说我装病！您说，这不是不孝是什么？”他拍着大腿，唾沫星子都溅了出来，“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年？他就这么糟践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”

赵老先生听着，捋了捋下巴上的山羊胡，点点头：“行，状纸我能写。不过，这写状纸的规矩你也知道，得要一百五十吊钱。”

“一百五十吊？”王老汉眼睛瞪圆了，“这么贵？”

“这可不是随便写写的。”赵老先生不紧不慢地说，“这状纸递到县衙，得让县官一看就觉得你占理，立马把人抓来审问。这里面的门道多着呢，少了这个数，我可写不了。”

王老汉心里犯了嘀咕：一百五十吊钱，够买一头牛了。可一想到王二那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他又咬了咬牙——钱没了可以再挣，这口气不出，他睡不着觉！“行！钱我给！您受累，一定把状纸写好，让县官好好治治他！”

他从布袋子里掏出个油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几十吊铜钱，还有几锭碎银子——这是他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，原本打算留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用的。他数了半天，把钱往桌上一推：“先生，您点点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”

赵老先生瞥了一眼，点点头：“够了。你明天来取状纸吧。”

王老汉这才松了口气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，又像揣着个宝贝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他走后，赵老先生拿起那包钱，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

再说王二，那天在地里干活，有个相熟的邻居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王二，你爹去赵先生那儿了，说要告你不孝呢。”

王二手里的锄头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，他愣了半天，才骂了句：“他真要这么干？”他心里又气又慌——在那会儿，“忤逆不孝”可是大罪，轻则打板子，重则流放，要是真被官府定罪，这辈子就完了。

他扔了锄头，一路小跑回了家。媳妇正在院子里喂鸡，见他脸色发白，忙问：“咋了这是？”

“我爹要去告我！”王二把事情一说，媳妇也急了：“哪有这样的爹？咱虽说没天天给你爹送肉送菜，可吃的穿的从没短过他的呀！”

“说这些没用。”王二来回踱着步，“得想个办法，总不能真被抓去打板子吧？”他忽然想起什么，“对了，爹去找了赵先生，我也去找他试试！”

媳妇拉住他：“赵先生能帮你？他刚收了爹的钱……”

“死马当活马医吧！”王二甩开媳妇的手，拔腿就往赵老先生家跑。

到了赵家门口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赵老先生还在书房里，见是他，一点也不意外，笑着说：“是王二啊，坐。”

王二没心思坐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下了：“赵先生，您得救我！我爹要告我，我真没不孝啊！求您给我想个办法！”

赵老先生扶起他：“起来说话。你爹要告你，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想告他！”王二红着眼说，“他不讲道理，凭啥就说我不孝？”

赵老先生点点头：“可以。不过，跟你爹一样，也得一百五十吊钱。”

王二咬了咬牙——家里的钱刚够买种子，这一百五十吊可不是小数目。可他没别的办法，扭头就往家跑，跟媳妇商量着把家里那头正要下崽的母猪卖了，又借了几个亲戚的钱，才凑够了数。

他捧着钱回到赵老先生家，把钱往桌上一放：“先生，钱给您，您可得帮我！”

赵老先生看了看钱，又看了看急得满头大汗的王二，忽然笑了：“状纸我就不给你写了。”

王二急了：“那……那咋办？”

赵老先生招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

王二赶紧凑过去，赵老先生伸出手指，在他手心里慢慢写了两个字，写完还嘱咐：“到了大堂上，不管县官问啥，你都别慌，等他问到关键处，就把这手心给他看。记住了？”

王二盯着手心，琢磨了半天，点点头：“记住了。”他心里还是没底，可看着赵老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只能信了。

第二天，王老汉揣着赵老先生写好的状纸，兴冲冲地往县城赶。状纸是用黄纸写的，字又黑又大，上面一条一条列着王二的“罪状”：“不敬长辈，出言不逊”“春耕时不给老人送饭”“冬日里让老人睡冷炕”……条条都写得像模像样。王老汉越看越得意，仿佛已经看到王二被衙役绑着，跪在大堂上受审的样子。

县城离村子有几十里地，王老汉走了大半天，才到了县衙门口。县衙是座灰砖瓦房，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，看着就威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拿着状纸就往里走，被门口的衙役拦住了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要告状。”王老汉把状纸递过去。

衙役接过状纸，看了一眼，往里喊了一声：“有人告状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官服的人走了出来，是县衙的主簿。他把王老汉带到大堂旁边的耳房，问了些情况，登记在册，然后说：“你先回去，等通知。”

王老汉不放心：“大老爷啥时候审啊？”

主簿不耐烦地说：“等着就是，少啰嗦。”

王老汉只好回了村，天天盼着县衙的消息。过了三天，两个穿着黑衣的衙役真的进村了，手里拿着铁链，直奔王二家。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，王二媳妇吓得直哭，王二却异常平静，跟着衙役就走了。

到了县衙大堂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大堂上摆着一张长长的公案，上面放着惊堂木和几支签子。县官穿着官服，坐在公案后面，一脸严肃。两旁站着十几个衙役，手里拿着棍子，齐声喊：“威武——”

王老汉站在左边，王二被铁链锁着，跪在堂下。

县官拿起状纸，看了看，又看了看王二，沉声问：“堂下可是王二？”

王二低着头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是。”说着，往前爬了半步。

“你爹告你忤逆不孝，可有此事？”县官又问。

“回大老爷，我……”王二刚要辩解，又想起赵老先生的话，把话咽了回去，只说，“我知道。”说完，又往前爬了半步。

县官把脸一沉，拿起惊堂木“啪”地一拍：“大胆王二！既知你爹告你，为何还敢忤逆？从实招来！”

王二磕了个头，慢慢抬起头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容我细说……”

“有话快说！”县官不耐烦了。

王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把手掌摊开，对着县官说：“大老爷，您看这个。”

县官皱着眉，凑过去一看，只见王二手心里写着两个字：“爬灰”。他先是一愣，接着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旁边的衙役都看傻了。

笑了半天，县官才止住笑，对王老汉说：“老王头，你这状纸，我看就算了吧。”

王老汉急了：“大老爷，他不孝，您咋不罚他？”

“罚啥呀？”县官摆摆手，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们这是家事，官府不好插手。回去吧，好好过日子。”说完，也不管王老汉愿不愿意，就让衙役把他们父子俩送回了村。

王老汉一路上都摸不着头脑：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为啥县官一看那俩字就不审了？他想问王二，可王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回到村里，这事又成了新的谈资。有人问王二：“你跟县官说啥了？咋就把你放回来了？”王二只笑不答。有人去问王老汉，王老汉也是一脸糊涂：“我哪知道？县官看了王二手心一眼就笑了，然后就让我们回来了。”

其实王二手心里的“爬灰”，在当地是句骂人的话，指的是公公跟儿媳妇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这可是天大的丑事，谁家要是沾了这事，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。赵老先生料定，县官要是看到这两个字，肯定不会再往下审——真要是把这事抖搂出来，不光王老汉和王二没脸见人，连县衙都得跟着丢人，毕竟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尤其是这种丑事。

王老汉后来还是弄明白了“爬灰”是啥意思，气得差点晕过去，找到赵老先生家，指着他骂：“你咋能这么坑我？”

赵老先生不急不慢地说：“我要是不这么办，你儿子就得受罚，到时候你们父子俩的仇就结深了。现在这样，虽然难看点，可好歹没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不是吗？”

王老汉想想也是，气鼓鼓地走了。

这事之后，父子俩的关系更僵了。王老汉见了王二，要么扭头就走，要么就冷嘲热讽；王二见了爹，也低着头不说话，家里的气氛比冰窖还冷。王二媳妇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常常偷偷抹眼泪。

村里人看在眼里，有人劝王老汉：“都过去了，别再计较了，儿子再不好，也是亲的。”也有人劝王二：“你爹年纪大了，脾气倔点，你多让着点。”可谁的话也没听进去。

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转眼到了夏天，地里的麦子该割了。王二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，累得倒头就睡。王老汉呢，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，就在家拾掇拾掇院子，可看着王二累得直不起腰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

这天傍晚，王二背着一捆麦子回来，路过院子时，看见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夕阳把爹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背比以前更驼了。王二心里忽然一动，停下了脚步。

王老汉听见动静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把头低下去，狠狠抽了口烟。

“爹。”王二憋了半天，终于喊了一声。

王老汉没应声，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了几下。

王二放下麦子，走到爹跟前，蹲下来：“爹，那天在县衙的事，是我不对。”

王老汉猛地抬起头：“你还有脸说？”

“我知道您气我。”王二低着头，“我那天不该跟您顶嘴，也不该让您生气。可我真不是故意不孝，地里的活太多，有时候忙得忘了给您送饭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村里那些闲话，您也别信。我跟媳妇商量了，等秋收了，就给您盖间新屋子，再买头驴，让您别再这么累了。”

王老汉手里的烟杆慢慢停了，看着儿子黝黑的脸和手上的老茧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。他想起儿子小时候，总爱跟在自己身后，一口一个“爹”地喊着；想起儿子十五岁就下地干活，替自己撑起这个家；想起这些年儿子风里来雨里去，确实没享过一天福。

“唉。”王老汉长长叹了口气，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“爹也有不对。那天不该一时冲动去告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王二没想到爹会这么说，眼圈一下子红了：“爹……”

“行了，不说了。”王老汉站起身，“进屋吧，让你媳妇把饭端出来，我饿了。”

王二赶紧扶着爹，往屋里走。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父子俩的影子叠在一块儿，看着格外亲近。

从那以后，王家峪的人发现，王老汉和王二的关系变了。王二每天下地前，都会给爹打满一缸水；王老汉呢，会坐在门口等儿子回来，有时候还会提前把饭热好。父子俩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，可眼里的火气没了，多了几分暖意。

有人问王老汉：“你俩现在和好了？”

王老汉咧开嘴笑了：“儿子再不好，也是我养的。哪有记仇记一辈子的？”

也有人问王二：“你爹脾气倔，你不烦？”

王二挠挠头：“他是我爹，我让着点应该的。”

那年秋收后，王二真的给爹盖了间新屋子，还买了头小毛驴。王老汉牵着毛驴在村里转，见人就说：“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。”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。

赵老先生听说了，也笑着说：“这父子俩，总算想通了。”

后来，这事就成了王家峪的一段佳话。老人们常跟年轻人说：“父子哪有隔夜仇？互相让一步，日子才能过好。”而王老汉和王二的故事，也像村口的老槐树一样，在村里一代代传了下去，提醒着每家人：亲情比啥都重要。